一、采伐非林业用地上栽植的树木
张某与村民何某约定：何某将自已拥有所有权，位于自家房南的成材杨树若干转让给张某，并由张某自行办理林木产权及林木采伐手续，该地块的土地属性为非林用地、非规划内的防护林。同年11月间，张某在没有办理采伐手续的情况下将该林木全部采伐。后经评估鉴定，其蓄积量为90立方米，据此，县检察机关指控张某犯滥伐林木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二、行为人否构成滥伐林木罪
本案争议的焦点:国家林业主管部门的政策性意见是否形成法律效力，即采伐非林业用地上栽植的树木是否构成犯罪。
所谓滥伐林木罪，是指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并核发采伐许可证，或者虽持有采伐许可证，但违背采伐证所规定的地点、数量、树种、方式而任意采伐本单位所有或管理的，以及本人自留山上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行为。
从滥伐林木罪的概念上看，旨在保护国家林业资源，维护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及自然生态的良好平衡。从本罪的定义上看，体现了国家对林木的强化管理，也就是说侵犯了国家利益必须依法予以追究，但定义中并未涵盖非林地上的采伐行为，就是基于此种情形，才引发了本案中的两种意见。为此，笔者对本案作如下分析：
（一）《林资发166号文件》是否与有关刑事法律相抵触。纵观本案，可以看出《林资发166号文件》属于林业主管部门制定的一种规章制度，应列为森林法和刑法的法律渊源之一，二者之间并不矛盾，滥伐林木罪的设立是基于国家对于生态资源合理保护的角度制定的，即为了保证我国森林的覆盖和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而《林资发166号文件》中11条的规定，其目的在于鼓励公民植树造林，发展经济，可以说，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创新举措，两者的本意是互相融合的，也符合我国改革与发展中的实际情况，不应机械地片面理解。
（二）《林资发166号文件》与有关刑事法律调整的范围不同。滥伐林木罪定义中对于林木所依附的土地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表述，即采用了“违反森林法的规定”、“自留山”等词语，可以看该罪应限定在林业用地上的采伐行为，而非林业用地上的采伐行为应在《林资发166号文件》规定的“自主经营、自主采伐”范围之内。也就是意味着在非林业用地上，可以说两者调整不同的法律范围，发挥着各自的法律效力。本案中，张某的采伐行为应属《林资发166号文件》11条规定的情形。
（三）关于零星树木的界定问题。零星树木，这是在《法释第3号》中出现的一个词语，就词语本身而言仅为一个相对应的概念，无法准确地以具体数额幅度来衡量，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尚未对“零星树木”作出司法解释。但该司法解释对零星树木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限定：一是认定的前提采伐的树木应位于居民自留地和房前屋后，相对于成区域的森林而言，面积较小，其中自留地也并非国有土地，是集体土地经过法定程序赋予某个集体或家庭的民事权利，从文意上旨在言明此项规定在于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再强行以公法进行约束，便画蛇添足了；二是产权必须为个人所有，也就是采伐行为人个人独立拥有产权；三是关于“零星”的表述上，需要司法在审判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裁量，从而对耕作效率低下又宜于栽植林木的土地，进行自主经营，即有利于环境保护，又促进了经济发展。笔者同时认为，这一表述既科学又严谨，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