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警方破获特大制毒案
据了解，此次警方将涉及内蒙古、湖南、江苏、山东、河南等省的陈某林制毒犯罪团伙16名成员一网打尽。在内蒙古赤峰市境内捣毁生产制造羟亚胺(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的超大型制毒工厂一处，缴获羟亚胺1098公斤，缴获包括邻酮在内的11类制毒原料26吨。
内蒙古公安厅禁毒总队副总队长王铁峰介绍，3月22日，公安部禁毒局向内蒙古公安厅转发了湖南警方通报的一条运输制毒物品的涉毒线索后，公安厅迅速成立专案组立案侦查。经过1个多月的侦控，专案组准确掌握了该制毒工厂准确位置，以及制毒设备的安装调试情况，侦查获取制毒原料种类、来源和制毒工艺等关键信息。
6月26日，专案组在侦控中获取准确线索：陈某林制毒团伙已在赤峰市巴林左旗制毒工厂准备生产出1吨左右羟亚胺，并将于当晚运走进行交易。该团伙将采取货款、毒品分离交易的方式，在赤峰市交接毒品，在江苏省盐城市交易货款。专案组决定在内蒙古、江苏两地同步开展收网行动。
6月26日20时许，抓捕行动正式开始。赤峰市巴林左旗公安局干警组成的抓捕组，在赤峰市将包括制羟技师黄某龙在内的7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捣毁生产制造羟亚胺的超过吨级的超大型毒品加工厂一处，缴获羟亚胺1098公斤、缴获制毒原料26吨，缴获反应釜17个；江苏省抓捕组在盐城市公安局的协助下，在盐城市将制羟团伙的幕后主使、成员陈某林和重要成员刘某斌、谷某夫妇在内的9名团伙成员成功抓获。此案是内蒙古有史以来侦破的最大一起制造羟亚胺案件，捣毁了内蒙古历史上迄今为止唯一一个生产制造羟亚胺超过吨级的超大型制毒工厂。
捣毁吨级超大型制毒工厂
对于制造毒品罪的性质认定问题，按照刑法学一般理论，一个行为之所具有刑事处罚的必要性，必须满足具有刑事违法性、有责性和该当性，在中国司法环境下，也就是要符合有关制造毒品罪的四个构成要件，才能构成本罪。按照张明楷教授的观点，对于制造毒品这一行为，如果单纯按照行为犯进行理解，该当性的外延明显被扩大，导致刑罚所有的最后“阀门”功能的失效，刑法过多干涉其他部门法调整的法律关系，不当扩大刑法的处罚范围，只会让犯罪分子处于一种不公平的境地，无论是从学理上还是从司法实践过程中都不具有合理性。虽然世界范围内，对于毒品的打击态度一直是从严的状态，加上制造毒品属于源头犯罪，更是具有严厉打击的必要，但是“严厉打击”并不等于“打击一切”。最简单的道理，制造毒品罪的对象是毒品，而如果没有制造出毒品，却仅仅因为行为人实施了制造毒品的行为，不考虑是否制造出毒品，而按照制造毒品罪加以处罚，明显违背一般的生活常识和基本法理。除此以外，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该条第二、三、四款根据毒品数量的多少,配置了相应的法定刑。根据刑法该条规定,我们认为,对“无论数量多少”,应理解为首先是有“数量”,因为没有“数量”,就不存在“多”与“少”的问题。因此,只有制造出具有一定“数量”的毒品,才构成制造毒品罪的既遂。如果制造毒品失败,即行为人已购入制毒原材料并已开始制造但没有制造出成品或半成品的,因缺乏毒品数量要素,制毒行为没有产生法定的犯罪结果,根据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该行为应认定制造毒品罪的未遂。
而对于制造毒品罪中的“毒品”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颁布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案件工作座谈会议纪要》（简称：《大连纪要》）中已经明确指出，对于已经制造出粗制的毒品或者半成品的，以制造毒品罪的既遂论处。购进制造毒品的设备和原材料，开始着手制造毒品的，但尚未粗制毒品或者半成品的，以制造毒品罪的未遂论处。同时，根据2015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纪要》（简称《武汉会议纪要》）中则认定，对制造毒品案件中，毒品成品、半成品的数量应当全部认定为制造毒品的数量，对于无法再加工出成品、半成品的废液、废料则不应计入制造毒品的数量。对于废液、废料的认定，可以根据其毒品的含量、外观形态，结合被告人对制造毒品过程的供述等证据进行分析判断，必要时可以听取鉴定机构的意见。故制造毒品罪中的毒品既包括毒品成品，还包括毒品半成品。但是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对于贩毒分子为了增重，在毒品中大量掺入其他非毒品物质的，不属于“物理”制造毒品的方式，对于此类毒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于2016年7月1日颁布实施的关于印发《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毒品提取、扣押、称量、取样和送检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第三十三条第（二）、（三）项之规定：“对于查获的毒品系液态、固液混合物或者系毒品半成品的以及查获的毒品可能大量掺假的，公安机关应当委托鉴定机构对查获的毒品进行含量鉴定”的情形，应当进行相关的成分鉴定，综合全案予以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