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对呼格吉勒图案作出再审判决，撤销此前该院与呼和浩特中院的有罪判决，改判呼格吉勒图无罪。当天早上，内蒙古高院常务副院长赵建平率合议庭法官来到呼格吉勒图母亲家中，向呼的亲属送达了判决书，并代表法院“真诚道歉”。
另有消息称，随着此案的再审宣判，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也启动了调查，将呼案当年的全体办案警官都纳入调查范围。笔者相信，在舆论的密切关注下，有关责任人员一定会承担法律责任。
1996年4月9日晚19时许，呼和浩特发生一起女厕所内强奸杀人案件，当时向警方报警的当地青年呼格吉勒图被当作犯罪嫌疑人拘捕并认定有罪，尽管没有其他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呼格吉勒图有强奸杀人犯罪事实，但他还是未逃厄运，仅仅62天后，呼格吉勒图就被处决。直到8年前，有另案被抓的犯罪嫌疑人主动供述，此案系其所为，呼格吉勒图的雪冤才迎来一丝契机。但过去八年中，尽管有新华社记者多次写内参，此案的复查一直未有进展，直到今年有关媒体公开报道此事，再审工作才步入正常轨道。
值此呼格吉勒图昭雪之际，“杰人观察”不仅想起了近年来中国发生的多起冤案，包括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聂树斌案，等等，无不是靠真凶再现或者当时被认定“杀死”的人“复活”，有关冤情才得以见天日。犹如此前中国几起著名的靠处女膜证明自己不是卖淫的案件，这些案件，是在极端证据条件下才得以昭雪，由此可见，还有多少冤案，正以某种方式沉没于民间或冥界！
“杰人观察”也注意到，随着呼格吉勒图案的昭雪，官方舆论又开始发出一种声调——把丧事当喜事办，把这种惨绝人寰的悲剧，当成政府的政绩或者某些官员、某些部门英明决策、体恤民间的好事来吹捧。这样的逻辑，存续于中国多年，又颇具蛊惑性。
在“杰人观察”看来，尽管呼格吉勒图今日得到了平凡，但所有的道歉、赔偿，乃至全世界所有的感慨和悲悯，都无法唤醒呼格吉勒图的生命，无法让他从那座墓碑背后重新鲜活地站起。我相信，这样的事情在任何地方，都是任何人不愿意遇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对于呼家迟来的公正，已经不再是公正，充其量只是对流淌了18年鲜血的伤口一次迟到的缝合。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真正按照尊重与保障人权的理念，如果真正贯彻证据原则，如果真正实事求是地办案，呼格吉勒图都是无论如何不能认定为有罪的。
但遗憾的是，正是在长期以来信奉刑讯逼供、信奉实体正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实行有罪推定的思维控制下，多少冤案和人间悲剧，在中华大地反复上演。今天，不过是因为恰巧有人供述了那起案件，呼格吉勒图才得以平凡昭雪，可我们是否应当想想，难道在这个国度，除了真凶再现和死者复活，所有的冤案都无法平反么？在这种极端证据意识和逻辑之后，中国还有多少冤案在沉沦？
在佘祥林案后，我曾经天真地以为，中国的司法机关会以此为契机，认真审核其他正在喊冤的案件，但我发现我错了，因为没有极端的死者复活，司法机关怎么可能自己主动打自己耳光？在聂树斌案后，我曾又一次天真以为，中国的司法机关会以此为契机，不再迷信口供，对那些有重大疑窦的案子主动复查，但我再次发现我错了。
今天呼格吉勒图案件昭雪了，我已经不再指望有其他奇迹发生，因为我明白到，中国的司法机关，一直在沿着行政化的逻辑运行——它们需要政绩、需要乌纱帽利益、需要逃避责任，唯独不需要的，就是对法治理念的遵守和对法律的恪守。所以，如果不是媒体孜孜不倦地追问，哪来呼格吉勒图今天的平反？如果不是学界良知和公众舆论持之以恒的追问，又哪来聂树斌案的复查？
甚至，我们依然看到，在各类极端冤案接踵而至当中，一些公安和司法机关又正在以远高于冤案平反的效率在制造新的冤案，比如我前不久所揭露的福建公安厅炮制的肖光旺兄弟案、天津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严重违反程序干预经济纠纷的张氏兄弟案、江苏东台市公安局以利益驱动而违法办理的五舞游戏网所谓网络赌博案，这些，无不都是办案单位为了经济利益或其他非法利益，严重违反程序、罗织罪名制造冤案之举。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呼格吉勒图的平反，绝对不能说是一件好事或者幸事，而顶多只能称之为规模制冤潮中的一丝例外契机。在此逆流下，中国的每个公民，其实都是不安全的。
有鉴于此，“杰人观察”郑重呼吁，为了替苦难的中国人民留个历史证据、为了让广大的司法官员时刻不忘耻辱、为了让每个国人减少一丝危险，请将呼格吉勒图的墓碑，存放于国家博物馆。
这种存放，首先是国家的一种反省，反省自己没有善待人民，没有很好尊重人权；
这种存放，也是一种国家层面的怜恤，犹如前天在南京举行大屠杀遇难者公祭，尽管对于呼格吉勒图的开枪，规模和性质远不同于南京大屠杀，但对于呼格吉勒图本人和他的家庭来说，这就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冤枉屠杀，对此，公权也需要祭祀。
这种存放，也是为了证明中国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真诚走法治之路的决心表白。法治，包括很多理念，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权保障和罪刑法定，如果能让更多人到国家博物馆看到这座冤案遇难者的墓碑，或许将唤醒更多人对死刑的恐惧和对法治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