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南方都市报》记者卧底一个高考替考组织，湖北高校多名大学生加入，试图通过充当“枪手”牟利。据了解，像武汉一些“985”、“211”高校，考上的话，最低层级的枪手也能拿到七八万到十几万报酬。
在武汉几所重点高校，“枪手”招募广告屡见不鲜。不论是自考，还是英语四六级，抑或高考，替考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链条。
高考替考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就在于与其他考试相比，其社会危害性更大。高考作为一种人才选拔的制度化手段，承载着公众关于知识改变命运的厚重期望；一旦机会平等得不到保障和捍卫，高考的价值就大打折扣。
替考通过弄虚作假的手段，催生“劣币驱逐良币”，让一些考生通过作假的手段获取了他原本得不到的教育机会，而让其他遵守高考纪律的考生遭遇利益剥夺和情感伤害。此外，替考切割了高考的公信力，进一步加剧了“信任荒”。
昔日的高考考生，今日的“枪手”，这样的角色反差和底线失守，让人痛心不已。面对“枪手”招募广告，少数大学生为什么会“集体沦陷”？
老马认为:大学生利用考试技能“寻租”，源于制度敬畏和规则意识的淡漠，源于对公平正义缺乏笃定的文化信仰和价值追求；一旦有机会利用制度和监督漏洞牟利，就将公平正义抛在脑后。
作为高考制度的受益者，“枪手”理应明白高考对于促进社会公平、加速社会流动的重要意味，为何还要铤而走险地破坏曾经给自己带来希望和光亮的高考？
不可否认,面对黑色替考产业链，现有的处罚措施却并不给力。目前，我国并无专门的考试法，也没有针对高考替考行为的相关司法解释，一般只能以“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等罪名进行处罚。
而如果替考者没有伪造身份证、准考证的行为，其单纯的替考行为就无法得到刑法或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效规制。特别是对替考买家而言，雇“枪手”被发现则顶多是被禁考几年，万一没被发现就能轻松混个大学文凭，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大学生在成为“枪手”之前，会有一个反复比较、左右权衡的理性选择过程。从成本上看，现行法律规范对替考处罚涉及不多、力度不够导致违法成本过低；从收益上看，少则数千元多则数万元的收入对于大学生来说颇具吸引力。
老马认为:更为关键的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大学生心甘情愿沦为“枪手”，根源于价值追求的错位和迷失。
不论是试图迅速获取财富的投机心理，还是“破窗效应”下的跟风、从众心态，抑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麻木与冷漠，当大学生可以为自己的失范行为找到理由，哪怕是自欺欺人的理由，替考也就逐渐产生了。
如果大学生不能在是非对错上建立有效的隔离带，替考的非正义性就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枪手”的出现就难以避免了。
当然,替考舞弊往往不是个别人的单打独斗，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作弊.在替考交易链中，往往存在户籍、教育等有关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与替考组织者勾结，收受贿赂，大开绿灯。
老马认为:是时候考虑尽快出台《考试法》了，今年再次出现的替考事件又一次印证了题考舞弊入刑的必要性，以“作弊入刑”等方式抬高替考的违法成本,重典治乱，正当其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