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说律师没有良知，律师作为一个普通人，应该也必然有他作为一个人，一个个体的良知，但这种良知不应该表现为先入为主的偏见，也不应该表现为拒绝为某某人辩护。在具体的案件中更应该体现出的是律师的职业判断。简言之，就是证据是否充分，是否足以排除其它可能，证据的采集是不是合法，审理过程是否充分保障嫌疑人的权利，司法机关欲课之罪是否准确，欲施之刑是否得当？唯此，当社会需要律师表现出他作为个体的良知时，律师才有能力和资格站出来，秉承法律的信仰，对一切社会不公说“不”，从而才能有理由、有义气去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唯此，面对社会不公，群情激愤时，面对宗教般的狂热时，律师才可以保持充分的理性、职业的冷静，以足够的职业素养，通过完善制度，以法律人的方式去化解社会的对立，去恢复社会的秩序，去实现最终的正义。就象台湾审理陈水扁家弊案时所表现的那样。
我们的国家，各个阶层都需要学会去尊重法律人的这种偏执。要坚持依法治国，要想在我们自己需要法律时，法律能够站出来，能够站起来，保护我们每个人的合法权利，就必须得理解律师的偏执，接受律师时不时的“越轨”之举。而我们的国家在这方面做的还很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