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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众多新闻报道和刘亚林杀童案、陈建安弑兄案、江苏朱金红案、广州何锦荣案、深圳邹宜均案等大量个案的分析，报告发现我国目前的精神病收治局面十分混乱。一方面，应当被收治的患者由于无力支付医疗费，得不到治疗，或被家人长期禁锢，或流落街头，他们被喻为散落在社会中的“不定时炸弹”，威胁公共安全，常常酿成惨案，同时，这些患者本身的自由乃至生命安全也时常被侵害。另一方面，大量无病或无需强制收治的人，被与之有利益冲突的人送往精神病院，承受丧失人身自由、被迫接受本不该接受治疗的痛苦。这种“该收治不收治、不该收治被收治”的情况导致了原本稀缺的医疗资源的浪费，有限的资源主要用在了错误的人身上，需要治疗的又得不到资源。 这种资源配置错位，令资源短缺的情况更加恶化。珍贵的医疗资源配置不当，不仅造成浪费，还会给当事人带来巨大的痛苦和伤害，激化社会冲突，带来社会不和谐。公众不仅受到流浪是精神病人的威胁，而且也受到被精神病院随时收治的威胁。

报告指出了当前我国精神病收治制度的八大缺陷： 第一、强制收治没有门槛。包括轻微精神病人、疑似精神病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可以被收治。这与国际社会通行的“有伤害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或危险”标准不符。 第二、强制收治没有程序规范。医院可以在从未见过当事人、从未作出诊断的情况下，派人将当事人用“绑架”的方式收治。 第三、否认个人拒绝住院的权利。医院以精神病人缺乏“自知力”为由，否认个人拒绝住院的权利。不承认有精神病，成了一个人有精神病的表现。 第四、不经法定程序推定监护人。成年人在法律上被推定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利害关系人申请和法院宣告为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成年人不需要也没有监护人。但实践中，医院往往自动推定送治人即监护人。 第五、出院遵循“谁送来、谁接走”的规则。医院坚持只有送治人才能接当事人出院，即便医院明知送治人是出于利益冲突将当事人送来，也坚持只有送治人才能接人出院。换言之，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 第六、住院期间没有纠错机制，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一旦被收治，无论当事人怎样抗议，都没有第三方机构来处理异议。 第七、司法救济失灵。出院后，试图通过诉讼来维护个人权利的当事人面临着重重困境，要么被否认诉讼行为能力，把诉权彻底剥夺；要么误入“医疗纠纷”陷阱，在有没有病这个问题上进行拉锯战，忽视了收治程序上的不规范。 第八、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非常低。经过多年艰难抗争，最终胜诉的当事人往往只得到两三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

导致八个制度性缺陷的深层原因，在于我国精神病医学理论存在三处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谬误。首先，我国精神病医学否认强制收治的法律属性，把“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收治”看作“纯粹的医疗行为”，认为强制收治与人身自由无关，拒绝司法介入；其次，我国精神病医学把部分强制收治当做自愿治疗，如果当事人拒绝住院，就把送治人的意愿看作是当事人本人的意愿，理论上把违背当事人意愿的“非自愿治疗”说成是“自愿治疗”；最后，我国精神病医学用医学标准代替法律标准，将医学上的“自知力”作为判断当事人行为能力的标准，医生僭越法官的权利，给予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送治人以“监护人”的地位。通过此三处对偷换概念，使任何人被精神病院强制收治成为可能。

我国的精神卫生立法始于1985年，至2010年已历时25年。虽然其间数易其稿，但《精神卫生法》依然未能出台。在《精神卫生法》难产的同时，地方的精神卫生立法则不断出现，目前中国已有六部地方的《精神卫生条例》。这些立法都是由卫生部们牵头起草，专家组成员大部分为医生，未能将人口、社会学、法学等多学科学者吸纳进入，从而精神病学专家垄断了立法资源。医生及医疗机构的责任被缩小、而权力则被放大，与此不无关系。 从住院权上看，虽然2009年《精神卫生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第二十六条表面上规定了自愿住院原则，但又规定医生认为需要住院时，“由患者或者其监护人办理住院手续。”。因此这种“自愿”实质上是“非自愿”，是以监护人意愿代替患者意愿，使患者彻底丧失自决权。同时，内部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制度也仅仅是“自己做自己的法官”，无法真正的达到纠错的效果。

报告最后提出了五点建议，其中最核心的是要建立有效的异议机制，推广法律代表制度。报告建议通过一个渐进式的推进，为非自愿的精神病人提供一套有效的异议机制。短期而言，有民事法庭快速裁定和卫生主管部门处理投诉可供运行；长期而言，应该设立常规性的个案司法审核制度。同时，为非自愿住院病人提供法律服务。短期而言，有能力自己委托律师的，医院不能否定“病人”委托律师的权利；长远而言，全国的法律援助中心，应依据《残疾人权利公约》和《残疾人保障法》把法援范围扩展到所有的住院精神病人。通过异议机制和法律代表两个方面，保证当事人的诉权得以完全实现，免受精神病医生权利滥用之苦。 报告还建议，民政部门以监护人的身份对流浪精神病人进行照顾。刑事诉讼程序中确保法院对精神病的司法鉴定和强制收治的裁判权，确保当事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和被害人）有权启动重新的司法鉴定程序。 最后，报告呼吁尽快落实世界精神病学会关于职业伦理标准的《马德里宣言》，填补中国精神科医师的职业伦理规范的空白。

从这一年起，“朱金红得了精神病”的消息开始从其母唐某的口中传出。今年3月5日，她再次从日本回国，3月8日，她被强行送到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治疗精神疾患。在朱入院次日，其母唐某就向南通市崇川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认定“朱金红无民事行为能力”，以期将其名下所有财产交由她打理。此案历经波折，不但在司法鉴定环节没有结果，更因唐某等人中途退庭而以撤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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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卫生立法滞后，又是与公共投入不足有关。起草始于1985年的《精神卫生法》，二十五年后仍难露真容。曾传最快于今年底出台，可因各方博弈频现，能否如期出台依然扑朔迷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