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如何能成为真正的深圳？百名市人大代表呼吁“简政放权”
根据深圳市政府的规划，2016年深圳市将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开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改革试点，全面推行部门权责清单制度，包括推进“强区放权”改革。视觉中国资料图
春节临近，外来移民居多的深圳，正在变成一座“空城”。来自天南海北的“深圳人”此刻已在返乡路上，曾经人潮汹涌的商街失去了平日的喧哗，地下车库空空荡荡。
2016年1月31日，位于福田区的市民中心却异常热闹——深圳市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此召开。
上午，深圳市长许勤做了政府工作报告，他从政治、经济、民生、教育、城市管理传达了深圳市政府未来的改革与发展计划，将2016年确定为“十三五”开局之年，深圳“城市管理治理年”。
最让坐在台下的市大代表们眼前一亮的是，许勤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一个关键词——“简政放权”。
根据深圳市政府的规划，2016年，深圳市将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开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改革试点，全面推行部门权责清单制度，包括推进“强区放权”改革。
这让不少深圳市人大代表敏感地捕捉到“积极的信号”。
“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深圳市场经济已相对成熟了。目前只是在行政上与经济上两个轨道脱节得厉害，有的甚至开始制约经济发展，我想从中央到地方领导也都意识到了，从顶层到基层才共同呼吁简政放权。”深圳市人大常委郑学定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说。
要在“特”字上下功夫
今年，郑学定在深圳“两会”提交了一份《关于简政放权的建议》，他原本以为没几个人响应，没想到获得了众多代表们的支持，还有不少代表的建议与他的建议不谋而合。
深圳市人大代表、知名律师赵广群便是其中一位，他递交了《关于大刀阔斧全面推进简政放权的建议》，洋洋洒洒写了两千多字。他以一位法律人的视角，为深圳进一步简政放权提供了意见。
他认为，当前很多影响市场经济主体办事效率的不合理、不必要的行政许可，事实上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相冲突，故此依法应当予以重新评价并及时予以废止。
“简政放权本身就是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的一项重要权责。”赵广群对澎湃新闻记者说。
“简政放权意味着要涉及法律体系的修改，此前深圳已进行了多轮改革，目前深圳市相关部门保留的也都是有法律依据的，这也成为了很多政府部门不愿意放权的最后理由。”深圳市人大代表肖幼美对澎湃新闻记者称。
在今年深圳地方“两会”，民革深圳市委副主委、深圳市人大代表的刘辉递交了《关于深圳市颁布〈深圳经济特区简政放权的若干规定〉的建议》。他本人是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同样作为法律工作者，他深知唯有法律才能让简政放权改革“有法可依，有序推进”。
刘辉认为，《深圳经济特区简政放权的若干规定》不仅要对简政放权的范围和程序作出原则性规定，而且要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作出规定，以保证简政放权后的部分社会功能能够有效地被社会组织承接和转移，保证社会运行的秩序和活力。
同时，他建议在简政放权项目清理完成后，加快“三张清单”的制定，即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和责任清单，由深圳市人大审核后颁布，率先试行清单制度，以法律手段巩固简政放权的成果。
“如果不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深圳所取得的经济成果也会消失殆尽。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城市，为什么很多改革措施最后落不了地呢？这本身很说明问题。大家都在对你的改革走向拭目以待。现在我们的改革不能只是减法，而应该是除法，不能只是将审批权力从市里下放到区里或基层组织，或者几个项目简单的合并在一起，偷梁换柱的变成了一个子项目、子权力。貌似简政放权了，实际让民众办事更麻烦了，原来一个窗口可以搞定，现在让你跑好几个窗口。”刘辉对澎湃新闻记者称。
深圳市人大代表杨瑞也写了一份《关于加快脚步推进简政放权的建议》。她结合了当前国家背景与深圳现实，为简政放权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她在建议中写道：“深圳应该弘扬特区敢闯、敢干、敢试、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率先在全国实现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的政府机构改革。”
2016年深圳“两会”期间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提交最多的提案或建议就是关于简政放权的。
根据澎湃新闻记者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已有134名市人大代表提出了多份有关推动简政放权的建议，随着会议的进程，将会有更多市人大代表参与建议。
“这是前所未有的，说明大家在此议题上有着共同的感受，也意味着行政体制已到需要进一步改革的时候了。”郑学定说。
他认为，深圳拥有相对自由的外部环境，源于当地主要政府领导思想开明，因此人大代表在重大公共议题上敢于直言，甚至公开“叫板”，后来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较为良性的互动关系。
2015年深圳市“两会”时，郑学定与刚到任不久的市委书记马兴瑞有一次特别的对话。当时他提到有些干部不愿接受监督，对人大代表冷言冷语。马兴瑞回复道：“人大既然有监督‘一府两院’的责任，监督的责任是怎么监督的？不能挂在嘴上监督或者以发牢骚的方式监督，那有什么意义？”郑学定及时插了一句：“所以有时觉得干的没意思。”马兴瑞也随即表态：“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让你干的有意思。”
“根据深圳市第六次党代会的战略部署，‘十三五’规划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这就要大力推动改革。目前，深圳推出了八项改革，首当其冲就是简政放权，按照传统套路，修改和完善法律要很漫长，‘十三五’目标如何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完成？所以我们才要破除常规。如果这个改不了，其它改革也进行不下去。”肖幼美对澎湃新闻记者说。
她认为，作为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深圳如何成为真正的深圳？应该在“特”字上下功夫。
郑学定也认为，简政放权只是深圳推动下一轮改革的“抓手”，而更为重要是这座城市未来的历史使命。
“社会运作犹如一个发动机，如果它没动力、或者生锈了，社会不可能跑快，如果长期下期肯定会出大问题。”郑学定说。
“深圳不差钱，只差改革的胆子”
在中国经济面临挑战的情况下，深圳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
根据深圳市政府初步核算显示，2015年，深圳市生产总值1.75万亿元，增长8.9%；固定资产投资3298亿元，增长21.4%；进出口总额2.75万亿元，其中出口1.64万亿元，实现“23连冠”；辖区公共财政收入7238亿余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727亿余元，增长均超过30%。
这组数据再次证明了深圳的经济活力。可是作为中国的“改革之城”，接下来它是否能够继续为中国改革提供“先行先试”的样本？外界并不确定。此前已有学者指出深圳的改革步伐停滞了，甚至有人担心已经趋向于保守的行政系统的行为和逻辑“开始学内地了”。
刚刚发生不久的深圳市光明新区“12·20”滑坡事故，给这座城市蒙上了一层阴影。
“光明新区事故显然不属于自然灾害，但究竟是因贪腐造成的人为疏漏，还是认知上的不足而导致悲剧发生，抑或是兼而有之，却有待事故成因客观独立的调查分析，否则70多个生命的丧失就会更加冤屈。同时事故也给深圳与现代都市的发展，提示了强烈的预警信号。”深圳市人大代表吴滨对澎湃新闻记者称。
深圳光明滑坡事故也让市政府高层产生了很大触动。许勤在参加深圳南山代表团时也表示应深刻吸取滑坡事故教训，牢记“没有安全就没有一切”。
事实上，这也给城市管理者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考题——如何让深圳行政系统的管理水平与其追求的“国际大都市”身份相符呢？摆在眼前的道路似乎最重要一条——简政放权。
2015年下半年，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市长许勤就分别召开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及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公开指出，将要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力度，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圳当前最重要的改革任务。
这也是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的执政目标之一。早在2013年3月1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该方案提出了简政放权、推进机构改革、完善制度机制、提高行政效能。
同年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提出：“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
中央想以此“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
2013年5月1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简政放权是转变政府职能的突破口，是释放改革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一招。”
2015年5月12日，李克强在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再次强调：“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干预过多、管得过死，重审批、轻监管，不仅抑制经济发展活力，而且行政成本高，也容易滋生腐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就是解决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关键一招。”
根据一项统计显示，两年多来，简政放权相关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国务院部门共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537项，本届政府承诺减少三分之一的目标提前两年多完成。投资核准事项中央层面减少76%，境外投资项目核准除特殊情况外全部取消。工商登记实行“先照后证”，前置审批事项85%改为后置审批；注册资本由实缴改为认缴，企业年检改为年报公示。资质资格许可认定和评比达标表彰事项大幅减少。中央层面取消、停征、减免42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每年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近千亿元。
中央深知简政放权是改革的“牛鼻子”，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重要作用。可问题是，由于传统的法律体系与固有的利益格局已经形成，地方政府部门对改革出现了缺乏动力乃至消极抵抗的情形。
早些年，深圳从党政系统到民间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最佳的结合点。”
深圳也是中国地方较早提出“建立健全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并非“自选动作”，它来自中央的顶层设计，而深圳只是中国最成熟一块实验田而已。
可是改革始终无法达到理想效果，2013年，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在考察深圳大学时也曾感叹：“深圳不差钱，只差改革的胆子。”
改革遭遇“中梗阻”
近几年，深圳市委市政府也一直在力推政府职能转变和改革。
到目前为止，深圳已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中取得了一定成绩。根据统计，行政许可事项精简至234基，取消、转移、下放164项，基本完成了大部制改革。
可在赵广群看来这远远不够。他列举了此前改革留下的诸多问题：第一，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和服务事项仍然偏多；其次是政府和社会投资项目审批时间过长，审批部门众多，程序复杂；三是政府性基金征收过多；四是产业类资金规模过多，分配不公平；五是大部制改革形式重于实质；六是公务员结构不合理，重审批轻监督，重后台轻前台。行政许可项目仍显臃肿、程序依旧繁杂……
这与前不久由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张思平主导的民间版《深圳简政放权改革方案》报告结论相差无几。
赵广群认为，这是任何改革都会面临的情况，相关部门非但没有“壮士断腕”的勇气，相反“虚与委蛇、恋栈权力”。
由郑学定起草的《关于简政放权的建议》对此现象提出严肃批评，认为这是改革中存在“中梗阻”现象，“最后一公里”还没有完全打通。这里面既有思想认识不到位、管理方式不适应的原因，也有地方和部门利益在作梗。
他根据企业和基层反映后发现，“不少审批事项只是换了个‘马甲’，从明的转成暗的、从上面转到下面、从政府转到与政府有关的中介，审批服务中的各种‘要件’、程序、环节等还是关卡林立。”
郑学定还提到，稳增长必须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而当前投资仍处于下行状态，重大水利工程、中西部铁路、棚户区改造、城市基础设施等，有的项目批了，中央投资也到位了，但就是迟迟开不了工，钱也花不出去。这其中有不作为，但确还有审批慢、审批难、环节多的问题。
“办事还是存在难与慢，部门之间经常扯皮，这个章那个证还是很多，经常被折腾来折腾去。比如，商事制度改革实现了‘先照后证’，有些人反映拿了照以后还是碰到层层阻碍。缺一个‘证’，企业就运行不了。一些谁听了都会觉得荒唐的‘证’仍然存在。”郑学定在建议书中写道。
他认为，世界银行发布了全球2015年营商环境报告，虽然中国同比上升了3位，但在189个经济体中仍排在第90位，主要原因是行政审批和各种管制太多，无处不在的审批“当关”、证明“围城”、公章“旅行”、公文“长征”，对个人来说，耗费的是时间和精力；对企业来说，浪费的是人力和物力，贻误的是市场机遇；对社会来说，削弱的是公平和公正，挤压的是创业创新空间，尤其是抑制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党和政府来说，影响的是形象和威信。如果不努力加以改变，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这是一个逻辑怪圈，谁都知道改革能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激发了市场和社会创造力。包括政府机构中的领导干部，只要离开了他所管辖的‘一亩三分地’，自己或家属办事都会碰到同样的难题。我认为任何改革都要推动的是一个系统，而不可能是一个人就行了。”郑学定说。
作为市人大代表中的年轻人，吴滨的观点很理性。他认为，无论是官方抑或民间提出的任何改革方案，首先要兼听则明，广泛吸收和采纳社会各方意见，这样才能使改革和公共政策有的放矢。
广东省民革参政议政工作委员会委员罗林虎一份名为《关于加快推进政府职能向社会组织转移的建议》，可能为深圳简政放权提供了一个方向。该建议认为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向具备条件的社会组织转移部分职能。而社会组织在承担社会服务职能的同时，发挥着完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推动政府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这意味将改变以往社会管理主体单一化状态，明确社会管理多元化，把社会组织推向了社会管理的前沿阵地，最后形成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局面。
“我们正在撬动很有历史使命的大改革，这很不容易，担子很重。虽然我也认为一揽子方案很好，但要有重点，如果改革全面推开，我怕多数都会以失败告终，因为阻力太大了，不能苛求所有人都站在改革的一面，人是屁股决定大脑，一旦有人利益受损，他通常会站在改革的对立面。”吴滨说。（来源：澎湃新闻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