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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避险是采用损害一种合法权益的方法以保全另一种合法权益，因此，必须符合法定条件，才能排除其社会危害性，真正成为对社会有利的行为。

（一）避险意图。避险意图是紧急避险构成的主观条件，指行为人实行紧急避险的目的在于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因此，行为人实行紧急避险，必须是为了保护合法利益。

为了保护非法利益，不允许实行紧急避险。例如，脱逃犯为了逃避公安人员的追捕而侵入他人的住宅，不能认为是紧急避险，仍应负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的刑事责任。

（二）避险起因。避险起因是指只有存在着对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的危险，才能实行紧急避险。不存在一定的危险，也就无所谓避险可言。一般来说，造成危险的原因是以下这些：

首先是人的行为，而且必须是危害社会的违法行为。前面已经说过，对于合法行为，不能实行紧急避险。

其次是自然界的力量，例如火灾、洪水、狂风、大浪、山崩、地震等等。

三是来自动物的侵袭，例如牛马践踏、猛兽追扑等。在以上原因对国家、公共利益和其他合法权利造成危险的情况下，可以实行紧急避险。 如果实际并不存在着危险，由于对事实的认识错误，行为人善意地误认为存在这种危险，因而实行了所谓紧急避险，在刑法理论上称为假想避险。假想避险的责任，适用对事实认识错误的解决原则。

（三）避险客体。紧急避险是采取损害一种合法权益的方法保全另一种合法权益。因此，紧急避险所损害的客体是第三者的合法权益。明确这一点，对于区分紧急避险和正当防卫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行为人的不法侵害造成对国家、公共利益和其他合法权利的危险的情况下，如果通过损害不法侵害人的利益的方法来保护合法权益，那就是正当防卫。如果通过损害第三者的合法权益的方法来保护合法权益，那就是紧急避险。损害的对象不同，是紧急避险与正当防卫的重要区别之一。

（四）避险时间。紧急避险的时间条件，是指正在发生的危险必须是迫在眉睫，对国家、公共利益和其他合法权利已直接构成了威胁。对于尚未到来或已经过去的危险，都不能实行紧急避险。否则就是避险不适时。例如，海上大风已过，已经不存在对航行的威胁，船长这时还命令把货物扔下海去，这就是避险不适时。船长对由此而造成的重大损害，应负刑事责任。

（五）避险可行性。紧急避险的可行性条件，是指只有在不得已即没有其他方法可以避免危险时，才允许实行紧急避险。这也是紧急避险和正当防卫的重要区别之一。因为紧急避险是通过损害一个合法权益而保全另一合法权益，所以对于紧急避险的可行性不能不加以严格限制，只有当紧急避险成为唯一可以免遭危险的方法时，才允许实行。

刑法第21条第3款规定：关于避免本人危险的规定，不适用于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这是因为在发生紧急危险的情况下，这些负有特定责任的人应积极参加抢险救灾，履行其特定义务，而不允许他们以紧急避险为由临阵脱逃，玩忽职守。

（六）避险限度。紧急避险的限度条件，是指紧急避险行为不能超过其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那么，以什么标准来衡量紧急避险是否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呢？对此，法律没有明文规定。

其标准是：紧急避险行为所引起的损害应小于所避免的损害。 紧急避险行为所引起的损害之所以应小于所避免的损害，就在于紧急避险所保护的权益同避险所损害的第三者的权益，两者都是法律所保护的。只有在两利保其大、两弊取其小的场合，紧急避险才是对社会有利的合法行为。所以，紧急避险所保全的权益，必须明显大于紧急避险所损害的权益。

刑法第21条第2款规定：“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在刑法理论上，把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而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的行为，称为避险过当。避险过当不是一个罪名，在追究其刑事责任时，应当在确定其罪过形式的基础上，以其所触犯的我国刑法分则有关条文定罪量刑。

在避险过当的罪过形式中，大多数是疏忽大意的过失，在少数或个别情况下，可能由间接故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构成避险过当。由于避险过当在主观上是出于保全合法权益的动机和目的，在客观上发生在紧迫的情况下。因此，对于避险过当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紧急避险是刑法中规定的不作为犯罪处理的一种情形。根据《刑法》第21条第1款的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

由于紧急避险的特点是为了保护较大合法利益，而不得不损害另一较小的合法利益，是行为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所采取的紧急措施，行为人在主观上没有过错，是一种有益于社会的合法行为，因此法律规定，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都是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益，而给他人的某种权利或者利益造成一定的损害，因而它们都是排除犯罪性的、对社会有益的行为。但是两者又有着明显的区别，正当防卫反映的是合法权益与不法侵害之间的矛盾，而紧急避险反映的则是两个合法权益之间的冲突，是在紧急情况下舍小利而保大利的问题，基于这一基本区别，派生出如下具体的不同点：

（一）危险的来源不同

正当防卫的危险来源通常只能是人的不法侵害。因为正当防卫不是公民与生俱来、随时可用的权利，而是法律为公民设定的、在遭到不法侵害时才能行使的权利。因此，不法侵害的发生与存在，是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如果不存在不法侵害，正当防卫就无从谈起。

紧急避险的危险来源，除了人的不法侵害外，更多情况下是自然的力量、动物的侵袭，以及人的生理、病理的原因。这是因为紧急避险，前提是有危险需要避免。所谓危险，是指某种有可能立即对合法权益造成危害的紧迫事实状态。例如，饥渴难忍的旅行者，在物主不在的情况下私取路边房屋中的饮食；为了抢救重伤员，强行拦阻过往汽车将病人送往医院。前者不能算偷窃，后者不能算抢劫，但都属于紧急避险。

（二）损害的对象不同

正当防卫只能损害不法侵害者的利益。这一限定的理由有两点：①正当防卫的目的是及时有效地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最直接途径，就是对不法侵害人的人身、财产等权益造成必要的损害。②不法侵害人的自身行为的非法性，是法律上允许防卫人对其权益进行某种反击的根据。因此，即使对第三者权益的反击有可能制止不法侵害人的侵害行为，也不能对不法侵害者以外的第三者实施防卫。

紧急避险则是损害第三者的合法权益。紧急避险的本质特征，就是为保全一个较大的合法权益，而将其面临的危险转嫁给另一个较小的合法权益。因此，紧急避险行为所指向的对象，不是危险的来源，而是第三者的合法权益。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是对危险的直接对抗，那么，该行为就不属于紧急避险。例如，行为人通过损害不法侵害者的人身或财产权利，来排除遭受不法侵害的危险，其行为就不是紧急避险而是正当防卫。

（三）行为实施的条件不同

正当防卫，公民只要面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就可以实施，而不论他是否有条件采取逃跑、报警、劝阻等方法制止不法侵害。

紧急避险则只能在没有任何其他方法排除危险的情况下，迫不得已而实施。紧急避险从总体上来说是有益于社会的行为，因为它保全了较大的合法权益。但它从局部来说也存在令人遗憾的消极一面，即它不可避免地要给无辜的第三者造成合法权益的损害。因此，《刑法》对紧急避险又规定了特别的严格限制条件——只能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实施。也就是说，只有在行为人找不到任何其他方法排除危险的情况下，才允许选择损害第三者合法权益的方法。如果当时尚有其他方法可以避免，如有条件逃跑、报警或者直接对抗危险、进行正当防卫等，行为人却不采取，而给无辜的第三者造成了不必要的侵害，则其行为不能成立紧急避险，构成犯罪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四）必要限度的标准不同

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是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只要所造成的损害与不法侵害可能造成的损害不过于悬殊即可。是否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并造成重大损害，是区别防卫的合法与非法、正当与过当的一个标志。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防卫行为只要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而根据不法侵害发生的环境、防卫人与不法侵害人的力量对比等客观因素来判断，防卫行为的性质、手段、强度及可能造成的损害，或者虽然防卫行为的性质、手段、强度及造成的损害明显超过不法侵害，但实际造成的损害并不算重大的，均属于正当防卫的范围，因而不能认为防卫过当。

紧急避险的必要限度，是其所造成的损害，只能小于所避免的损害，而不能等于甚至大于避免的损害。换言之，为了保护一个合法权益，而损害另一合法权益，既不能等于、更不能大于所保护的权益。例如，不能为了保护一个人的健康权利，而去损害第三者的健康甚至生命权利；也不能为了保护某人的财产利益，而去损害他人的或者国家的、公共的同等价值或者更大价值的财产利益。一般来说，权衡合法权益大小的基本标准是：人身权利大于财产权利；人身权利中生命权为最高权利；财产权利中的大小可用财产的价值大小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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